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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广济古灌渠与台湾曹(瑾)公圳
发布:覃怀文化研究所-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发布时间:2018-04-25 动态浏览次数:100

怀川广济古灌渠与台湾曹(瑾)公圳

沁阳/田中华

五龙口广济水利工程


曹公圳是台湾南部晚清和日据时期著名的水利灌溉设施。该水利系统建成后,彻底改变了之前靠天收的农业生产状况,使高雄平原成为重要的稻米输出地之一,成为全台湾最富庶的地方。曹公圳在当时是台南最宏大的水利工程,而且规划设计理念非常先进,随着这种先进水利理念及技术在台岛的传播,大大推动了台湾水利事业的发展。因此,曹公圳在台湾水利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可以肯定,在台湾当时生产力以及水利技术条件下,曹公圳的修建,必定借鉴了它山之石经验。为探究曹公圳设计、建设管理方面的渊源,笔者通过对曹公圳与曹公家乡的广利古灌区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曹公圳是借鉴曹谨故乡的广利古灌区成熟的水利建设经验而开凿的。而将这种在当时来看先进而成熟的经验和理念付诸实践的,也正是曹谨公。现将上述两个水利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诸多元素布列并比较,以佐证笔者的上述观点。

一、广济古灌渠概况

沁阳位于豫西北黄、沁河冲击平原,北依太行,南濒黄河,西临王屋,东接华北平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夏称覃怀,周为野王,隋改河内(今沁阳),历代为郡、州、路、府治所在地。境内分列沁、济、丹三条河流。自然条件优越,水利发达,沁河南北有两大古老的水利灌区,北为丹河灌区,南为广济灌区。

河内(今沁阳)水利兴始于秦汉,最早的水利工程在沁河上,相传为秦代修建,修建的引沁灌渠后人称“秦渠”,这也正是广济古渠的前身。《唐书》中有:“古秦渠,枋口堰”记载。说明当时的引水口为木制闸门,成枋口,大致相当于后代的五龙口偏下游的位置。东汉元初二年(115)安帝下诏:“修理河内等地的旧渠,以通水道,以溉田畴”。汉代之后,河内广济渠水利进入大发展时期。

三国曹魏初年,野王(沁阳当时的称谓)典农中郎司马孚在沁口(今五龙口)对旧有的枋口堰改木门为石门。闸门易木为石,是水利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木门易朽,遇山洪挟带卵石而下,常常撞坏木门,造成稻田淹没,渠道被冲毁的后果。至北魏年间,河内水利已初成规模,郦道元的《水经注》载之较详。如沁河在沁口以下右岸引出干渠“朱沟水”,渠长160里,并用支渠将水引入野王城中,除保证城中百姓用水外,还注入护城壕,增强了野王城的防御功能。

唐太和七年(833),河阳、怀州节度使温造再次疏浚扩修古琴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五县田五千倾”。创造了古代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宋天圣初年(1023),引沁渠首枋口堰废毁。嘉祐八年(1063),复修古千仓渠,渠以济水为源,向东北分一支渠,注入怀州城壕。并奏立科条,管理用水。元中统二年(1260),在渠首枋口建石堰(今拦河滚水坝),拦水入渠。命渠名为“广济”。三年八月,元世祖下诏,今后浇灌,依照广济渠司新定水份分水,诸人不许侵夺。

至明代,灌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五个引水口的五条渠道。形成了五龙分水的布局,后人将沁口称为“五龙口”。万历年间,河内县令袁应泰凿山洞作为引水口,“悬闸于洞内两岸壁间,启闸降水,永无崩塞之患”。并以均分泽利的原则,建立分水维修,管理规章,是河内水利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又凿甘霖渠,形成七条灌溉渠道。清后期至民国,成立“广济河务局”。其间由于社会动荡,民生凋零,灌区渠逐渐淤塞,灌溉面积缩小,百姓受益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广济灌区管理局,对整个灌区进行大规模整修、改建、扩建,将利丰、水利、广济三渠合并成一条总干渠,称“广利渠”。灌区面积扩大,水利设施也逐步完善,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开发模式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况下,兴修水利大多为官办。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水利的开发逐渐由官办向民间转移。为追求粮食丰产,农民往往自发组织,自愿出资,开渠灌田的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一些地区逐渐出现了“官督商办”、“官倡民办”的水利开发模式。

河内水利在明代之前都采取官办的形式。到明代,河内知县袁应泰倡修广济渠,并由民间自愿出资、出力开发完成。首次出现了“官倡民办”的形式,对后世影响较大,一直作为对水利开发的主要形式。同样,曹公圳也是采取同样的模式开凿完成的。在曹谨到台湾任职之前,台湾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比较活跃的私人开圳的模式,但曹公圳仍采用“官倡民办”模式。一方面可能是开圳时间的紧迫性,需要官方强有力的支撑作后盾;第二也不难看出开圳倡导者曹谨公对开圳胸有成竹,家乡成熟的水利经验烂熟于心,曹公圳开发成功只不过是将这种成熟的方法与技术有效的借鉴并付诸实施罢了。

2、组织机构

     在水利的管理组织方面,曹公圳与广济渠有着惊人的相似。将两个灌区组织机构列表如下:

广济渠组织管理机构

职务

人数

职责

总管

  1

总理灌区一切事物,为公推选举产生

公直

20多名

创修渠堰的功臣,负责某一大的区域,渠务灌溉事宜,为世袭。

老人

若干名

某一区段,一堰或数堰事务,管理数名至数十名小甲、夫役。

小甲

若干名

职位在老人之下,管理支渠事务。管理十个橛头。

夫役(闸夫、橛头)

每闸一名,渠首两名

具体管理闸门启闭,保证正常引水、分水等。直接管理到用水农户,一橛头大致管理120亩—240亩土地。

书记


负责文书、档案


曹公圳组织管理机构

职务

人数

职责

总理

1

总理一切圳务

甲首

旧圳35

新圳15

开凿功臣,负责疏浚新管区域圳路,征收水租,调解分水争执,为世袭

司赈

若干名

负责财务事务

巡圳

若干名

巡视圳路损坏情况,保证圳路畅通

圳差

若干名

催缴水租,并充作其他差役

廪书

1---2

司总理向官署之书面呈文报告及文书收发

工首


专管筑堤浚渫

厨房

若干名

司炊事

   从上述表中,我们不难看出,两灌区的组织管理架构几乎一模一样,两者都是在水利工程竣工后,由县令主持召开灌区事务会议,划分区域,选出一名总管(理),负责一切灌区事务。从上到下逐级设置了灌区负责管理人员,职责分工都较为雷同。尤其是对创修水利工程有功人员,任命其职务并用世袭的办法固定下来,以表彰他们对开渠的贡献。从这一点上,足可以作为两者传承及经验借鉴的铁证。

  3、制定灌区管理制度

在成立组织机构的同时,为了便于管理,两灌区都制定了规章制度。广利古灌渠在兴建之始便订立了规章,这些规章往往刻在石碑上,以昭示众人遵守。隋唐之前的灌区资料已难见到,宋、明时期的灌溉管理碑记尚能看到,现就明代袁应泰《广济渠申详条款碑记》和曹公圳的《圳务规约》作一比较。

《广济渠申详条款碑记》是河内令袁应泰根据广济灌区的特点,针对以往的弊病,与民商约订立的六条管理规则,一直被世人所推崇。

规约内容大要是:

1>“明河基,以防侵占”;

2>定渠堰,以均利泽;

3>“泄余水,以免泛滥”;

4>“设闸夫,以便防守”;

5> “分水次,以禁搀越”;

6>“栽树木,以固堤岸”。

这六条要点,言简意赅,易懂易行,对灌区的工程、用水、生产等各方面做出了规定。

  清道光十八年冬,曹公圳告竣。翌年初,凤山县令曹谨召开圳务会议,制定圳务规约八条。条文如下:

    第一條:議設總理一人,掌理圳務,總理係對全體圳務熟識者中互選之,稟申知縣认可,知縣認可總理,即行曉諭人民週知。

二條:總理於每年八月十五日,引率甲首等有關人员,赴溪頭(即高屏溪筑堰堤現場)調查工事、設計、預算頸费,付與工首(包商)包辦,九月開工至十一月務使溪水入圳,工首繼續工事,以至翌年四月 ,除天災地變,溪洪暴發外,猶負溪頭(堰堤工事)崩潰修復責任。

第三條:圳路每年由總理僱工清浚一次以上,務使水量豐足,無擁塞之虞 。

第四條:在圳頭有制定水之份量,若發生不足,總理有詰責工首之責任。

第五條:圳水初到時,先注蓄蓮池潭,内惟埤等埤池,一個月后分通各圳,各處水門五日間輪番一次,各甲首負巡檢管理所轄田區。

第六條:田一甲納工費貳元伍角,在起工前先納者為首納,一甲減叁角,僅納貳元貳角,倘水稻收穫時繳納,此為三期加叁角,即征收貳元捌角,雖荒蕪無種或歉收,亦不得免賦。   

第七條:各處有崩潰,總理須先至縣衙呈報災情。

第八條:溪頭係全圳之總所,若天災崩潰,修理工費,總理要預先塾付之,而後賦課征收。

从上述两个灌区管理条款规约来看,其内容表述各有侧重,但总体都是围绕水利设施维修、用水、资金和职责分工来制定的,目的是让百姓公平用水,永享其利。

在经费管理方面,明广济渠的创修,是采用捐资与以工代捐的办法完成的。灌区建成后,设财务专管人员,岁修、大修夫役的管护酬劳以及运营费用取至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立广济仓,收取利户的谷物存储,并且购置公田,收益归仓。第二,收取利用水力进行粮食加工经营者的水租(如水磨户)。第三,对利用渠水灌注坑塘的“莲、菱、蒲、苇”种植户征收水租。第四,对违规用水的处罚资费。以上收入除第一部分用于管护夫役的酬资外,剩余经费都用于岁修与大修。收支均张榜公示于众。

曹公圳的经费收入形式,采用的是货币资金,即向利户收取水租,而在工程大修时,一般由地主、乡绅等有财力者先行垫付维修资金,待农户受益后再交付水租结算。从上述情况看,两灌区的经费收支管理也是大致相同的。

三、引水入城与水心亭的建造

  1、引水入城

曹公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城防设施的建设与城市环境的美化。他将曹公圳水引入凤山城中,“开挖城壕,宽而且深”,不仅增加了凤山城池防御功能,而且还保障了城市用水,美化了环境。

曹谨故乡河内县,在利用水来加固城防,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方面有着非常成熟的做法。沁阳老城在古代素有“北方水城”的美誉,城中水系开发较早,湖塘渠系发达,至少在汉代沁阳先民就将沁河水引入城中。宋代又引济水入城,史称“济水穿怀”。城中湖、塘、渠、桥及闸门、涵洞经历代开挖、疏浚、修筑,至明清时日益完善,城中开挖湖塘十二个,均用沟渠相连通,并设穿城出入水门各三个,以小官河为主渠道穿六个主要桥渠,自西向东分别为:西石桥、利津桥、举仙桥、中柱桥、揽胜桥、指方桥,城中居民还在湖塘中种莲、养鱼,每逢夏季,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既得益于水产,又改善了居民环境,同时,通过对水的蓄泄调节,也起到了减少旱涝灾害的的作用。

曹谨到凤山后,看到凤山地区匪患猖獗,凤山县城的城防设施极不完备,防务与治安问题令人堪忧,而且凤山城中无水,百姓生产生活用水多有不便。城市环境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情况,曹公的幕宾林树梅也曾提出建议,加固城防,增建望楼炮台,并开挖护城河。可以肯定地说,曹公对家乡的城池水系自然是印记于心的,对如何将曹公圳水引入城中,改变城防不备,城中缺水的面貌,他胸中自有成熟的经验,并勾勒出规划蓝图,并很快就付诸了实施。而且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凤山城防,也大大地改善了凤山的城市生活环境。

2、水心亭的建造 

曹谨将水引入城中后,又进一步考虑到,如果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灌区的灌溉情况,就更好了。于是,他巧妙地运用水流平衡原理,在凤山县衙内凿池,池中建水心亭,水之消长,一望便知。

用如此巧妙的设计方法建造观测水位的亭子,在曹公家乡也是常见的做法。

沁阳古城中水系发达,衙署、庙观、书院、府学等为了使园内增加风水灵气,往往将水引入其中,并凿池,以美化环境,学府门前的泮池作为学府建筑定制,是每个学府必须要修建的,这些水池除了美化环境外,同时也是观测水位高低最好的设施。曹公少年求学期间,每日生活在这优美池塘花竹的环境中,不能不受到这些精巧设计的影响。如此我们想象,曹公在凤山县衙中构建水心亭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取水口选择和竹笼拦坝

明广济、利丰等渠的取水口选择在沁河弯道的外侧,这种选择非常符合弯道环流的原理,在弯曲河道中,水流受离心力的作用,凹岸水面雍高,凸岸水面降低,形成水位差,而比重较大的泥沙均处于凸岸一侧,有效保证了进水口取水不取沙的效果。而曹公圳在取水口位置的选择上,也采取了与广济渠引水口相同的弯道环流原理,大大地减少了泥沙进入水圳。

由于下淡水溪岸边为开阔的石堆和原野,无法抬高水位,所以需打造坝堰,抬高水位。曹公圳打坝方法采用与施厝圳“石筍法”不同的技术,因地制宜,改用“草埤法”。具体的做法是“先拉线打刺竹桩,然后在溪底铺上‘榛片’(榛芒裹以树竹、土、沙,并覆以密竹网,长宽约六米见方,厚约二十五厘米), 再逐层堆高,并于第一列竹桩后六米处,再打进第二列竹桩,在两列竹桩间填满榛片、土沙。再于第二列竹桩六米处,打进第三列并填满榛片、土沙,而筑成高约五米、宽约十八米、长约四千米的圳头”。为了防止雨季溪水倒灌,还在坝堰转弯处特设溢流堤,可将多余溪水排回下淡水溪中。在曹公的家乡沁阳,用竹络修坝汉代就有,丹河的九道堰就是采用此种方法。丹河沿岸盛产竹子,筑坝时,将竹子变成竹络装石,垒成拦河坝。竹络装石筑坝抗水冲力差,夏秋雨水季节,洪水迅急,坝多被冲毁,须年年频修。在溢洪道的设置上,是在坝堰一端修小的滚水坝,之后改进为闸门,安装门板,具有冲沙闸的功能,可有效地避免泥沙砾石淤积于坝前。九道堰有横坝、斜坝两种,而斜坝更有利于河水流入引水闸门。

关于引水闸门建造,广利古渠在秦代为木质修造,三国时改造为石门,之后,大的堰头闸门均采用多闸口引水,以控制水量的大小。而曹公圳圳头水门也采取同样的方法,为石造闸门,共设计五门,用来调节水量,称“五孔涵”,可随时蓄水、泻水,至今在高雄市大树乡曹公圳头仍存有其遗迹。

作者简介:田中华,原系沁阳市曹瑾研究会副会长。原载于《沁阳文史资料》(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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