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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沁济漕利害争
发布:覃怀文化研究所-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发布时间:2018-05-14 动态浏览次数:125

引沁济漕利害争

/赵新军

《怀怀诗集》,又名《勾漏山房诗》,是清代一部记述、考证怀庆府及河内县名胜古迹的七言诗总集,全书约200首,为乾嘉学者范照藜一生研究覃怀文化的精心之作。作者在《怀怀诗·并序》中言道:“名都胜景,自唐虞夏商周而后,历历可稽。宦绩人材,由汉唐宋元明以来,蒸蒸而上。”闻之无不使人振奋。

范照藜(17551837),字乙青,号井亭,清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博爱一带)人。乾隆癸丑科(1793)进士,曾官广西平乐、临桂、北流和安徽五河、广德、定远二十余年。撰有《春秋左传释人》、《勾漏山房诗》、《乡音正误》等书。

今日引述第十七首:引沁济漕利害争

引沁争云济漕河,非徒无利害尤多。

白公拜疏任公辨,力挽狂澜德不磨。

江河治理为历朝历代之要务,因之关系国计民生,在社会平和时期更显重要。覃怀地区,地理形势狭长,河渠众多,特别是黄河沿境南东西横绕,无论水患抑或水利都会牵动官府与民众的心弦。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正值盛世,怀庆府、卫辉府多次发生“引沁济漕”的河渠治理理论之争,嘴官司还一度打到北京城里。

何谓“引沁济漕”

所谓“引沁济漕”,又称做“引沁济卫”,就是把沁河水引入卫河以接济漕运,方便把中原地区和江淮、江南地区的皇粮国税运抵北京。

卫河,春秋时因卫地得名,是由古代的白沟、永济渠、御河演变而来,发源于山西太行山脉,流经河南新乡、鹤壁、安阳,沿途接纳淇河、安阳河等,至河北大名县与漳河汇合,再流经山东临清入南运河,至天津入海河。因此,卫河成为中国海河水系南运河的支流,在古代一直是覃怀地区漕运北京的重要通道,受到统治阶级高层的重视。

秦汉时期,卫河水系尚未形成,源于太行山的丹河、大沙河、清水、淇水和洹水大都直接或间接注入古黄河。到了汉魏时期,曹操等人大规模治理覃怀河渠,在丹河出山口左岸开挖光沟、长明沟、界沟,并引白沟东北流至邺城,在淇口作堰遏淇水东北流入白沟。魏晋时期,清水从注入黄河改道,东会淇水入白沟,至此形成卫河水系的雏形。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为通漕运开凿大运河,在沁河右岸开新渠连通黄河,在左岸利用清水和白沟开挖永济渠,彻底疏通由覃怀地区直达琢郡(今北京)的漕运通道。这条通道宋代更名为御河,元末明初,成为现在的卫河。

 “引沁济漕”纷争起

卫河及其支流沙河、清河、淇河等多为季节性河流,河水丰歉程度制约着漕运的通行。丹河支流小丹河(古光沟)虽从九道堰东流为卫河补给水源,但到了枯水季节依旧难担其责。“引沁争云济漕河”,有人提出,如果从沁河开挖新渠引水注入卫河,必能缓解卫河漕运的危局。然而,“非徒无利害尤多”,建议一经提出,就引起众多水利专家和地方官吏的质疑,引沁入卫非但不能“济漕运”,而且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料的危害。

元朝至元年间,漕运司的官员就提出引沁河水入卫济漕,当即遭到卫辉路总管董文用的驳斥。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董文用上书道,卫辉路即使最高的佛塔才与沁河水平面持平,如果引来沁河水入卫,不但卫辉路淹没,而且河北大名县、长芦县也将被水淹没。此事之后便不了了之。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黄河在原武县、阳武县决口,武陟沁河东岸莲花口、金圪垱同时决口,河水一路狂奔,淹没获嘉县、新乡县。第二年,漕运大臣杨一魁上书说,如果利用沁河决口冲出的河道,把沁河水引入卫河,必有利于漕运。当时,科道官常居敬督理漕运,听闻后上书:卫辉府地势低下,卫河河道又狭隘,大水狂流倾注,极容易发生水灾;获嘉、新乡不保,甚至怀庆府城也可能受到冲决之患;况且沁河水含沙量大,容易淤积,一旦进入漕渠必然产生“淤垫”。

在提倡“引沁入卫”的官员中,最具影响力的或许就是康熙年间以廉吏著称的张伯行了。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张伯行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深得康熙皇帝器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仪封城北黄河大堤遭大水冲垮,张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被河道总督张鹏翮赏识并上奏朝廷。康熙皇帝命张伯行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张伯行曾写下《居济一得》一文,其中较为详细提出了“引沁入卫”的具体办法。张伯行认为,“夫黄河之水至大,而加以沁河之水尤大,是以其害为甚”;他提出,与其让沁河与黄河并害,不如趋利避害,让害河变为利河,使之成为“运河之利”;如果将沁河引入卫河,“南旺济运,则南北俱无涉阻之患矣”。为更好地趋利避害,还必须在河头引水口建立一座水闸,“水小时开放济运,水大时板闭闸,使不为害”;这座水闸定于每年十月以后开闸放水,至第二年五月初一,再关闭闸门。另外再在闸外建筑土坝,使水不能直接冲击水闸,这样一来黄河下流的危害自然安澜无虞。  

如果说张伯行是“引沁济卫”的代表人物,那么在反对“引沁济卫”的争论中,对康熙皇帝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治河专家张鹏翮。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信阳子,清代四川省遂宁县人,为著名治河专家、理学名臣,曾官至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简称“总河”,又称“河督”),供职九年,水患皆除、漕运畅通,深受康熙皇帝倚重。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黄河、沁河同时涨水,武陟县马营口、詹家店(今詹店)、魏家口黄河大堤决口,河水并入沁河水,经直隶省长垣县(今新乡长垣)、滑县、山东东明等县,直逼张秋。沁黄合流之水冲进运河,将山东省张秋“迤南赵王河口封岸漫溢,由五孔桥入盐河下海”,“以致运河堤决,漕船阻滞”。巡抚杨宗义、总河工赵世显率河官、驻工分赴各处堵筑。

康熙皇帝任命副都御史牛钮、翰林院侍讲齐苏勒等人到达水灾各处“勘视监修,筑塞决口”,并再三传令给治河诸臣,“堵筑河口之后,不使沁水入黄,引入山东漕河,有裨运道”。康熙皇帝或许受到张伯行的影响,想利用黄沁决口之机,引沁水入运河以济漕运,然而事与愿违,这种策略不仅未能彻底解决沁河、黄河之患,反而造成了运河漕运的堵塞。

直隶总督赵弘燮、山东巡抚李村德等人纷纷接连上报朝廷,希望解决水患难题。无奈,康熙皇帝向在江南审事钦差的张鹏翮连续传谕“圣旨”,特委命他于所审结束之后,到达山东张秋、河南武陟等处,“详行查勘料理,使漕船往返,不致迟误”。张鹏翮接旨后,于十一月立即赶赴山东曹家堤进行堵筑。随后,张鹏翮自张秋溯流而上,到达武陟,并把自己查勘的调查报告,向康熙上疏陈奏。

张鹏翮在陈奏中分析了“引沁入运”利害。他认为,武陟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其堤内之地比沁河涯低一丈,自此而东,则地形越低,若引水从高直下,恐“牵动全沁”,导致黄河“随蹑其后”,引发泛滥内地为患,反而对山东漕运不利;他还认为,山东运河虽缺乏水源,但是,由张秋至济宁一线有众多支流、湖泊,这些水源的导入“足资济运”。张鹏翮还认为,漕运船只“患浅涩”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诸河泉壅塞,未尽疏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湖堤残缺”,而部分湖地百姓截水灌田,以致不能蓄水。

康熙皇帝对张鹏翮大为赞叹,称他的奏疏“甚属明晰”,下令收回“引沁入运”的成命,即令“照依所奏,不得稍有更改” 。于是,黄河、沁河各处决口全部筑塞完结,而山东运河畅通无阻。

 “白公拜疏任公辨”,白公,指乾隆年间的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白公拜疏”,指乾隆二年白钟山写的《驳“分沁入卫之议”疏》一文。任公,指乾隆初年怀庆府知府任应烈;“任公辨”,指任应烈对司河官员“引沁入卫”建议的辨驳。

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写下《谨筹河淮全势扎》(即《河淮全势疏》)一文,逐条上奏朝廷,对黄淮、江淮地区水利工程提出系列建议。文中提出,历史上曾有沁水入卫的记载,因此为控制黄河水势,防止黄河沁河两河并涨引发宣泄毁堤,应“作滚水坝于武陟境内”,实行沁水入卫以资漕运。

白钟山听闻,就写下这篇著名的《驳“分沁入卫之议”疏》,对晏斯盛《谨筹河淮全势扎》中提出的“沁水仍分入卫,作滚水坝于武陟境内,以资节宣,以杀黄河水势”的观点而进行的反驳,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得出了“分沁入卫之议有害无利,断不可行者也”的观点。

白钟山拜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自接到工部咨文,白钟山立即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调查,一方面派人到怀庆府、卫辉府与河南管河道厅考察历史上沁水入卫的故道,勘查在武陟建立水坝的处所,另一方面将各道府厅收纳的沁水不能入卫的报告整理汇总后,详细上报。

白钟山指出,经过“赴卫辉一带逐细履勘调查,武陟至卫辉并无沁水入卫形迹”;询问当地上年纪的人知道,历史上沁水入卫的原因是明朝时沁河决开堤坝,横流到修武、获嘉、新乡一带,突出到卫河里,并没有沁水入卫的故道;即使康熙六十年,吏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巡抚、总河的寻查,也没有找到过河形,所谓“沁水入卫故道”线属无稽之谈。拜疏还指出,通过对沁河、卫河两条河流“细加丈量”发现,“沁河宽一二百丈不等,卫河宽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卫河小沁河大,根本难以容纳沁河之水。在武陟寻找建坝之处时又发现,武陟境内长一百九十余里的沁河下边,“悉系沙底,虚松不能佥桩下石,难以建坝”。

通过以上的论述就已经把晏斯盛的观点驳倒了,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又提出了若“分沁入卫”则“其可虑者”三条,对自己的推论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和总结。

第一虑,沁水由山西发源穿太行山入河南境内,自济源至怀庆以下皆有大堤作屏障,如果建坝分沁,必然要挖开大堤,另开河道。然而大堤一开,屏障必然去除,沁河水与黄河水都会“穿堤奔注”,不但不能分沁,反而会引来黄河水患。

第二虑,“卫河浅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开辟宽深”。经查卫河两岸,“民田庐墓不可胜计,兼有汲、新、浚三邑之城垣,迁徙为难”,况且浚县境内还有十八里俱为“山根石底”,无论移民,还是施工都难以为继。

第三虑,如果卫沁合流,水势必定浩瀚非常,因此两岸必得“坚筑高宽堤岸”。而新乡、淇县等县靠近太行诸山,山洪倾泄都会注入卫河,如果“束沁筑堤,则阻山水归路,势必横流为害”。

紧接着,白钟山拜疏从历史资料入手,列举了历史上“导沁入卫之议”的种种观点,还把董文用、常居敬、张鹏翮,甚至怀庆府知府任应烈的“任公之辨”都搬了出来,痛陈各类观点的要害之处。

白钟山指出,“导沁入卫”确实“有害于城社民生,有害于漕运,而并有害于黄河”,只有让沁河“顺其水性,仍归黄河”,可起到“力合流急,不无以水攻沙之功”。文章不拘泥于一州一地的利益,眼界很宽,所论自然容易为朝廷所接受。

     “白公拜疏任公辨,力挽狂澜德不磨”,时至今日,将近三百年过去,先人那种贴心为民、坚持科学、矢志不渝的精神仍然为后世所推崇。

    赵新军,沁阳山王庄人,九道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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